1935年初的大别山，山风阴冷，密林深处火光闪烁。年轻的红军政工干部在昏黄的油灯下记着战斗日志，有战况，也有牺牲名单。有人放下笔，低声问旁边的战友：“咱们这支队伍，还能撑多久？”对方沉默了几秒，只回了一句：“只要旗子在，路就断不了。”这一问一答，说得简单，却几乎可以概括鄂豫皖红28军几年的全部遭遇：不断重建，不断转移，不断牺牲，却始终没有倒下。
有意思的是，在红军历史上，确实存在两支番号为红28军的部队，一支在陕北，一支在鄂豫皖。前者多被提起，后者却常常隐在大别山的群峰之间。然而，如果把时间往回拨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不难发现，鄂豫皖红28军才是这片土地上真正的中坚力量。它三次组建、数度缩编改编，却始终坚守在鄂豫皖苏区和皖西北根据地周围，为后来大别山地区的长期斗争打下坚实基础。
从1932年到1938年，这支队伍的历史并不算长，却异常密集。九位核心负责人中，八人战死或被错杀，只有一人活到新中国成立并被授衔。这种牺牲比例，放在整个红军序列里，也是极为惨烈的一组数字。要理解这支部队的重要性，只能顺着时间往下看，从它三次组建的前后脉络，去看那些名字背后真实的命运。
一、红四方面军西征后的空缺：红28军第一次组建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为打破国民党军在鄂豫皖苏区的围攻，挥师西进川陕。主力远去，留下的是一个被撕裂的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被敌人强行分割成皖西北和鄂东北两块，彼此之间交通受阻，联络困难，原有的统一指挥受到严重影响。
在这样极为被动的局面下，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郭述申等主要领导人迅速行动，重建鄂豫皖省委，恢复党组织的领导。围绕着皖西北一带的游击部队，人们开始酝酿一支新的主力，目标很明确：一是稳住皖西北这块来之不易的革命根据地，二是为将来恢复整个鄂豫皖苏区留下机动骨干。
1933年1月，散布在皖西北各地的红军游击队被统一整编，新的鄂豫皖红28军随之成立。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政治部主任程启波，这三个人的名字，此后与这支部队的第一次出场紧紧绑在一起。
廖荣坤1903年出生于湖北麻城罗家河湾，出身贫苦，早年参加黄麻起义，之后在鄂豫皖红军内部一路历任重要职务，从第7军第2大队队长，到红11军31师大队长，再到这一次担任红28军军长，既有战斗经验，也熟悉当地情况。王平章是湖北汉川人，经历更加复杂，他参加过1927年的南昌起义和鄂中秋收起义，后来成为鄂豫皖特委和省委的核心成员，先后担任过红25军政委、红28军政委，是政治工作骨干。
程启波则是另一种类型。1904年生于湖北黄安，参加黄麻起义，打过鄂豫皖苏区前两次反“围剿”战役，既能带兵，又擅长做思想工作。他在红四方面军时期就以“常胜将军”闻名，曾任英山独立团团长，在苏家埠战役中击溃敌军一个旅，对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来说，这并不是夸张的评价。
在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后，这支新组建的红28军成了皖西北地区的支柱。1933年春天，敌人加紧“清剿”，攻势一轮接一轮。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红28军主力不得不向外线机动，寻机与红25军会合。这个阶段的机动作战，有战机，也有冒险，但在当时几乎别无选择。
1933年3月，红28军主力在河南商城县门坎山一带被敌军重兵尾随。门坎山位于大别山北麓，东接鄂东南根据地，是一块关键地带。如果能拿下来，红28军就有机会穿越大别山，与红25军完成会师。若拿不下，面临的就是被敌军分割围歼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廖荣坤下定决心，在门坎山设伏，一举歼灭追击之敌。王平章等人也参与具体部署。敌军已经在山地布防，正面强攻非常困难，红28军连续几天几夜不分昼夜地发起冲击，付出了较大的伤亡代价后，终于击溃了对手，为部队打开通路。到1933年4月，红28军主力顺利转移至鄂东南苏区，暂时摆脱了险境。
4月8日，部队编制再度调整，红28军被缩编为红25军73师，第一次组建的红28军宣告结束。番号不再使用，但在皖西北留下的红82师，仍然沿用了红28军的传统和部分职能，为下一次重建埋下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组建中的三位核心领导人，后来命运都极具悲剧色彩。程启波在1933年夏参加七里坪战斗后，因为“整肃扩大化”中的错误，被错杀，年仅29岁。这样的结局，放在那个风雨动荡、信息不对称的年代，既让人惋惜，也让人不得不承认历史的复杂。
二、皖西北浴血与青年军官牺牲：红28军第二次组建
到了1933年秋天，皖西北根据地依旧承受着巨大压力。红25军主力部队一部分进入皖西北，寻求整合兵力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红28军的番号被重新启用。
1933年10月，徐海东率红25军部分部队进入皖西北苏区。当地的红82师仍然在坚持战斗，红25军74师则是外来的机动力量。两支队伍合编后，新的红28军第二次组建完成。这一回，军长由战斗经验极为丰富的徐海东出任，政委由郭述申担任，政治部主任则是夏云华。
这一次的红28军下辖红82师和红84师两大主力。红82师师长是刘德利，政委为詹大列；红84师师长为黄绪南，政委为周化贤。此时的红28军干部分布，呈现出一个明显特点：青年军官居多，出身基层、成长迅速，几乎都在20多岁的年纪承担起一个师的指挥重任。
刘德利1909年出生于湖北广济一户贫苦农家，年轻时拜当地学者刘月弓为师，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和理论基础。1925年前后，在共产党员刘汝翼的影响下，他参与革命，投身农民运动。进入红军前，他在广济组织和领导农民武装，担任刘陆溪地区赤色先锋队队长，是当地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1932年红25军来到广济，他很快被吸收到红军队伍中，担任红25军特务营营长，之后成为红四方面军体系中的重要中层指挥员。
1933年，面对敌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刘德利率领红28军82师在商南、黄安等地来回机动。桃树岭、石八地、黄土岗等战斗中，他指挥得当，歼敌两千余人，同时还解决了红25军一段时间内的粮食短缺问题。这种既要打仗，又要顾及给养的现实，多少折射出当时部队生存环境的艰难。遗憾的是，1934年阴阳山战役中，他在指挥作战时中弹牺牲，年仅25岁。
与他搭档的红82师政委詹大列，此前担任过红25军244团政委，在队伍中有一定威信。1933年秋，红82师转战商城一带，在紧张的转移途中，他因病去世。这种非战斗减员，在长期游击环境中也相当常见，同样削弱了部队的骨干力量。
红84师的情况也颇具代表性。师长黄绪南是湖北黄安人，1912年出生，比刘德利还小三岁。这个出生年份，放到1934年的战场上，意味着一个22岁的青年就要扛起一个师的作战指挥。他最早在红27军79师1团担任团长，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川陕后，他率部留在苏区，坚持游击作战。
1934年，鄂豫皖红军先后发动葛腾山和商城战役，红84师是冲在前列的一支主力。黄绪南屡次身先士卒，在强敌压境中多次带头冲锋。就在这一年，他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2岁。这种年龄与职位的对比，不得不说是那一代人的特殊时代印记。
红28军第二次组建后，其作战方式出现了一个明显调整：有计划地分兵行动。一部分以红82师为主体，由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领导，留在原地打游击，尽量牵制敌人；另一部分红84师则由徐海东亲自率领，北上进入熊家河一带，调动敌军主力，创造有利战机。
1933年10月19日，红82师在黄泥山与敌第54师、第47师遭遇。为了摆脱围困，刘德利、詹大列果断组织突围，一路向河南商城红门地区冲击，并抓住机会，歼灭了宋世科部独立34旅的一个团。到11月下旬，红82师和红84师在熊家河地区会师，红28军兵力扩展到3200余人，这在当时的皖西北已属不易。
然而，战绩背后是沉重的代价。根据地不断缩小，群众基础受到破坏，部队补充困难，红28军虽然打出了一系列胜利，却很难得到持续发展。1934年2月6日，阴阳山战役打响，红军试图以此扭转局势。战斗中，刘德利壮烈牺牲，由梁从学接任红82师师长。英雄折损，元气大伤，这一变化也预示着第二次组建的红28军已经进入尾声。
同年4月，红28军与红25军在赤南县汤家汇会师，随即整编为新的红25军，红28军番号再一次撤销。虽然没能实现完全恢复鄂豫皖苏区的目标，但这段时间的坚守，使皖西北根据地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仍然保持了红色火种，为后续三年游击战争留下了基础力量。
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皖西北留下的红82师撤往安徽太湖地区休整。到了1935年初，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红28军第三次出现在舞台上。
三、三年游击战与高敬亭：红28军第三次组建
1935年2月，太湖地区的红82师与鄂东北留守的独立团合编，再次恢复红28军番号。这一次的编成，与前两次有明显不同：没有再设军长，军政委高敬亭兼管军事、政治一切重大事务，真正实现“以政统军”的集中领导。军部下辖红82师和一支手枪团，红82师师长罗成云，政委方永乐，政治部主任熊大海；手枪团团长起初为余雄，随后由詹化雨接任。
高敬亭是这一阶段红28军最关键的人物。他是河南新县人，早年家境贫寒，长期在黄安一带从事农运工作。与当地共产党员梅光荣结成战友关系后，他参与组织黄麻起义，逐渐成长为鄂豫皖苏区的重要领导之一。苏区发展时期，他曾任红军光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光山县县委书记、豫东南道委书记等职，兼具组织能力和战斗经验。
1932年11月，鄂豫皖省委在黄安檀树岗召开会议，高敬亭被任命为红25军75师政委。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川陕之后，他率部三战潘家河、郭家河、杨泗寨，多次扭转不利局面，为苏区的短暂稳定做出了关键贡献。从这一点看，把红28军的第三次组建交给他，确实是当时条件下比较稳妥的安排。
1935年后，红28军在他的领导下进入极为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敌人“清乡”“围剿”不断，地形复杂，兵力悬殊，部队被迫在皖西北、鄂东北之间频繁转移，开辟和巩固鄂豫边游击区。这样的斗争方式，不像大兵团会战那样显眼，却更考验一支部队的生命力。
红82师师长罗成云，就是这个阶段的猛将之一。红28军成立后，他率部转移至霍山一带，准备在山区立足。1935年2月12日，在黄泥磅突围战中，他带队掩护大部队脱离险境，最终英勇牺牲。这一仗，让红28军刚刚建立起来的指挥体系又遭重创。
与他搭档的红82师政委方永乐，则是另一种典型。安徽六安人，出生于一个雕塑手工家庭，从小干活吃苦。1929年六安独山地区爆发农运，14岁的他参加六霍起义，迈出了革命的第一步。年龄虽小，打起仗来却毫不含糊。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川陕后，他担任少共六安县县委书记，带领地方武装向湖北黄安方向转移，一路硬拼，连打几场胜仗。
因为作战勇敢，又有一定组织能力，1933年后，方永乐先后担任皖西北道委少共书记、鄂东北道委少共书记，是青年干部中的领军人物。1935年红28军在太湖凉亭坳重组，他被任命为红82师政委，当时只有20岁不到。为了苏区的恢复，他却毫不犹豫地扛起责任，频繁出现在各条战线上。
王庄、小界岭、桃岭、高陌岭等战斗中，他和高敬亭密切配合，多次在不利条件下打出漂亮战果，据统计歼敌达3000余人，为红28军恢复和扩大根据地赢得了宝贵时间。1936年5月，部队由长岭关转战至麻城雾露塘坳口时，遭到敌军截击，他在战斗中中弹身亡，年仅21岁。这种短暂而高强度的人生轨迹，放在和平年代几乎难以想象。
红82师政治部主任熊大海，同样是鄂豫皖红军的重要骨干。他参加过苏区前四次反“围剿”战役，对政治工作和战斗组织都很熟悉。1935年3月，霍山深沟铺战役中，他在战斗中牺牲。这一连串的牺牲，让人很难忽视红28军干部队伍的消耗速度。
值得注意的还有手枪团团长詹化雨。他是这九位主要负责人中唯一一位活到新中国成立的将领。红28军游击阶段，他紧随高敬亭转战鄂豫皖各地，执行突击、掩护、联络等多重任务。到新四军第四支队成立时，他已担任新四军团长。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与其他七百余名将领一道站在开国将帅的行列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身上也承载着许多战友未竟的荣誉。
随着斗争推进，红28军第三次组建后的战斗范围不断扩大。从梓树坪到鸡冠石，从小界岭到桃岭，这支部队在鄂豫边开辟了几十个县的游击区，部队人数逐步发展到3000余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这样的规模并不容易维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2月，红28军与鄂豫边游击队合编，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鄂豫皖红28军这个番号就此告一段落。
高敬亭在新四军时期，继续作为第四支队的主要领导之一活动在皖东战场。棋盘岭、刘家老围子等战斗中，他指挥部队取得多次胜利。不过，在政治斗争与复杂环境交织的背景下，他在思想和作风上出现严重偏差，引发上级批评。1939年6月24日，他在安徽肥东县青龙场被错误处决，年仅32岁。这起事件长期以来争议颇多，直到1977年4月，解放军总政治部重新审查其问题，正式为其平反，恢复名誉。这样一个先后领导红25军、红28军，在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将领，人生轨迹先是一路上升，再是急转直下，最终又在几十年后得到迟来的公正评价，这本身就是那一代革命者遭遇的缩影。
四、番号消失之后：一支“拖不烂”的部队与八位牺牲的负责人
从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撤，到1938年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鄂豫皖红28军的名字一共出现过三次。每次出现，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建制也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始终贯穿：在敌人高压之下守住大别山一带的红色力量，不让这块战略要地完全陷入沉寂。
第一次组建，它承担的是撑住皖西北、为鄂豫皖苏区保留“火种”的任务；第二次组建，它在皖西北和熊家河一带争夺生存空间，组织多次反“围剿”战斗；第三次组建，则在更恶劣的条件下长期打游击，把零星的武装和群众基础重新串联在一起，这为后来大别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成为重要战略支撑区奠定了基础。
如果把视野聚焦到九位主要负责人身上，他们的命运又呈现出另一种惊心动魄的画面。三次组建中，主要负责人大致可以归纳为九人：廖荣坤、王平章、程启波、刘德利、詹大列、黄绪南、高敬亭、罗成云、方永乐，再加上参与后期作战并最终被授衔的詹化雨。在这当中，只有詹化雨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其他八人均在战斗或政治风波中牺牲。
这种牺牲比例，已经不仅仅是统计数字。试想一下，在2字头、3字头年纪的年轻人，扛起一师、一军的重担，转战于阴阳山、葛腾山、熊家河、黄泥磅、雾露塘坳口等一个个并不为外界熟知的地名，很多人甚至还没来得及留下太多文字记录，就匆匆离开了人生舞台。不得不说，这种“来不及”的感觉，是鄂豫皖红军群体身上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从军事角度看，鄂豫皖红28军并没有像某些主力纵队那样，参与那些在全国闻名的大决战，也没留下特别响亮的战役名称。但它在皖西北和鄂豫边反复机动，打下了一个个小型却关键的战斗，为大别山地区长时间保持武装斗争提供了支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大别山地区之所以能多次成为重要战略支点，与这支“打不垮、拖不烂”的部队早年苦苦支撑，有着直接联系。
从组织角度看，这支部队三次重建，每一次都伴随着番号变更、编制调整、人员增减。这种不断被打散、再被聚拢的过程，对一支队伍的凝聚力是严峻考验。但从后来的情况看，无论是新四军第四支队，还是再往后的部队，都延续了红28军时期形成的一些传统，比如依托群众、熟悉地形、灵活机动、善于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
至于那九位负责人，每个人的背景、性格和经历都不完全相同。有经历南昌起义、黄麻起义的早期骨干，也有在县乡农运中锻炼起来的组织者；有在苏家埠一战成名的“常胜将军”，也有从少年起就加入武装的少共干部；有人在阴阳山、深沟铺、雾露塘坳口等战斗中牺牲，也有人在抗日战争初期遭遇政治冤案。把这些人连成一条线，可以看得更清楚：鄂豫皖红28军并不是一支“陪衬”性质的部队，而是大别山地区红军力量中真正的骨干之一。
1938年之后，“红28军”这个番号不复存在，但它留下的干部、战士和传统，却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在新四军和后来的人民解放军中。皖东战场、鄂豫边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的大别山纵队，都可以找到这条传承线索。若把时间拉长，会发现这支部队在历史上的“存在方式”并没有被番号的消失所抹去。
从这一点看，那句“打不垮、拖不烂”，并不是事后拔高，而是当年在枪林弹雨中、在一座座并不显眼的小山头上，一次次被验证过的事实。对于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来说，鄂豫皖红28军的名字或许并不耀眼，但它留下的故事和血的代价，已经足够支撑起“鄂豫皖红军主力”这八个字。九位负责人里，八人倒在半路，另一人带着他们的影子走到了新中国的天安门前，这样的结局，本身也构成了这支部队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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